9、Dan Strumpf：顺着时间轴往后，1992年您曾经访问美国。此行从纽约开始，在访问硅谷公司后结束了您的这次行程。那次美国之行您学到了什么？当时为什么要去美国？是谁组织了那次行程？今天的美国和您当时看到的美国是否已经有所不同？ 任正非：那次是美国波士顿一家卖电源模块的CP公司邀请我们去考察，因为我们要买它的电源模块。我们很好奇，想看一看美国，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美国是什么样。我们以为美国是高消费，所以带了很多美元现金，那时中国还没有信用卡。后来我们发现美国什么东西都便宜，很长时间都不理解，才觉得现金带着是负担。最初一起去的有一个人吵着要管钱，就把钱大部分给他了，结果后来他嫌钱装在口袋太重，求大家花他的钱。所以对美国的第一个印象是，美国的东西怎么会这么便宜。 当时我们乘坐灰狗巴士走天下，巴士怎么会这么漂亮？我们坐着灰狗巴士在高速公路飞驰的时候，觉得中国永远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车了，中国永远不会发展到像有灰狗巴士这种状况。我们坐火车到了硅谷，也不知道硅谷在哪儿，问别人，没有一个人知道硅谷为何物，因为“硅谷”是中国人喊的，外国人不知道。结果莫名其妙下了车，问一个出租车司机，刚好是圣塔克拉拉，就是“硅谷”。到了硅谷，我们找不到地方可参观，也找不到人，好不容易认识一个人钟培峰，想办法去交流参观一下，因为我们还要买一些器件。 我们看到美国的先进、美国的伟大，很震惊。美国公司到底有多大？不知道。我们曾租了一个出租车，穿过IBM做存储器的一个厂，给出租车司机讲“绝对不能转弯，一定要直走，打表，看里程多少”，走了直径是6公里后，司机迷路了，才兜出来。我们感慨美国的工厂这么大，感慨至今。今天我们仍然是这样崇拜美国，没有改变。不因为美国打我们，就不爱美国了，这是两回事。 10、Matt Murray：您可能也知道，《华尔街日报》今年早些时候发布了一篇报道，称华为在非洲有个项目是帮助几个非洲国家的政府监视政治对手。该项目是智慧城市项目的一部分。您如何评价这一项目？这个项目是否还在进行？报道出来之后，当地政府作何回应？ 任正非：首先，这不是事实，《华尔街日报》要承担责任。我们已经给你们出了律师函。《华尔街日报》是一家伟大的报纸，你们要反思，你们的信息来源是否真实？没有这回事，因此当地也没有什么反应。 11、Eva Dou：我知道您一直喜欢欧洲的文化。 任正非：不是，我最喜欢美国的文化，很奔放、很创新，我是一个不安份的人，喜欢美国年轻人的疯狂，他们的好大喜功，我太太说我，你们是一丘之貉。欧洲保守一点，舒服了一点，我家人非常喜欢欧洲，我太太今天还在米兰。 Eva Dou：您知道HBO有一个关于电信行业的电视剧吗？ 任正非：不知道。 Eva Dou：您可以看一下，这是关于电信行业的电视剧，讲的是关于西班牙国王和美国Calvin Coolidge的第一次跨洋通话，也是西班牙政府支持的，原因也是监控。那时西班牙政府也想监控很多他们的敌人，就支持了这个公司。历史上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想支持一个电信行业，不就是因为监控吗？中国难道不也一样吗？华为公司在这种历史和政治环境下怎么运营？ 任正非：汽车制造厂把汽车卖给了用户，车里装什么货物是司机说了算，汽车厂并不知道装什么货物。我们就像汽车制造厂一样，卖给电信运营商是裸设备，网络是由电信运营商管理，我们并不管理这个设备，根本不知道电信运营商是如何运作的。电信运营商做的是管道，疏通信息流，我们做的是管道外面的铁皮，铁皮能知道什么呢？ 12、Matt Murray：我知道这是敏感事件，但华为已经成为了一家拥有十几万员工的大型全球化公司。您有信心说在全球各地的华为员工都没有参与到我们所报道的活动当中吗？ 任正非：我们有内外合规的监管系统，有道德遵从委员会，在管住员工要符合公司对商业行为的要求。我们不允许违规的事情发生，如果谁有这样的事情，他会受到严处。 13、《华尔街日报》亚洲商业编辑Neil Western：您刚才说华为是卖铁皮的，事实可能不仅如此。因为华为在网络安全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且过去几年在这方面的投资仍在不断增加。特别是“斯诺登事件”之后，大家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华为的设备进行窃听。从您的角度来看，威胁来自哪里？华为应如何预防这些威胁？ 任正非：如果我们在网络安全设计上不投入力量，运营商可能就不会购买我们的设备，很多国家会禁止我们进入市场；如果我们不遵守GDPR，就不能进入欧洲。所以，网络安全、用户隐私保护都成为商品中很重要的一环。就像汽车一样，所有汽车都是四个轮子，名牌汽车比普通汽车贵一点，就是因为它在安全保护上投入更大，给人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如果我们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一是我们不可能销售，二是不可能卖好一些的价格，因此我们必须满足客户这方面要求。网络是掌握在运营商手里的，运营商是受主权国家控制的，我们只是一个卖“卡车”的公司。 14、Dan Strumpf：Matt刚才也提到，华为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有着十几万员工、业务遍及全球的公司。面向未来，华为在管理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未来您真正退出华为舞台后，您希望华为成为一家怎样的公司？ 任正非：华为公司三十年来从小公司走向大公司，走的是中央集权管理的道路。这样的做法会使机关总部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官僚主义，那么公司迟早会由于不堪重负而垮掉。我们阿根廷会议叫“合同在代表处审结的试点会议”，改革的要点就是把决策权力交到最前方，逐渐让前方的人员职级、能力都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如果前端确实有很多能担负起责任的高级干部，那么往公司后端的流程就可以大幅度缩短，机关就不需要这么多干部。机关就会精简，减少官僚主义，减轻供养负担。为在代表处完成合同审结这样的改革，我们计划用五年或更长的时间来改变。机关会变小，办公室里没有那么多高级干部，多数是一些职员。这样把顶上重重的帽子卸下来，华为公司的管理倒转180度，就会获得新生。 这是向美国学习的。美国军队就是这样，到五角大楼的人可能没有前途了，到前线的升官很快。我们也要走这条道路，否则谁愿意到艰苦地区去奋斗？ Matt Murray：您希望未来华为的员工都不待在深圳？ 任正非：是，现在非洲工作的员工虽然价值创造没有广州的员工大，但是他们的工资待遇是广州员工的数倍。 15、Matt Murray：像华为这样的公司，要找一个能替代创始人的人难度有多大？您提到跟美国公司类比，许多美国公司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不知道华为怎么样？ 任正非：有些美国公司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把命运系在一个人身上。他的安全关系股市价值，他们走哪里，认为不能坐民航机，因为民航机不安全；还要带保镖，因为他的“脑袋”就是华尔街的钱，“脑袋”没有了，华尔街就垮了。 在我们公司，我实际是一个傀儡，我在与不在对公司没有那么大影响。当年我们向IBM学习管理变革时，IBM顾问跟我讲“管理变革最终就是把你“杀”掉，让你没有权力，你有没有这个决心？”我说我们有。十几年内，IBM数百位专家在这里帮助我们变革，华为今天走成这样，IBM给我们奠定了很重要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基础。 权力到哪里去了？按流程配置了，反而基层干部权力很大。比如，服务员权力大，说“要瓶可乐”，他们就可以拿瓶可乐来；我要瓶可乐，没有流程支撑，只得自己掏钱。所以，我们向西方学习变革中最成功的一条是我虚位了，下面有各种组织，他们都被赋予了不同权力在循环着，谁都会挑起公司发展的担子来。我们现在把权力的改革倒过来，让基层更有权力，如果这点稳定下来，后继者无法重新改回中央集权。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会比较稳定。 |
